“后危機時代”宏觀政策矛盾中求變

每經記者 徐奎松 發自北京

2008年實施的“保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在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被調整為“穩增長”，這為2010年靈活調度信貸投放量、控制通脹和經濟結構調整尤其是產業結構調整，定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基調，甚至可以看成是一個重大的經濟轉折點，為“十二五”期間的經濟結構順利調整打下基礎。由此可以看出，后危機時代，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模式越發顯出獨有的胸襟。

穩增長不會帶來高通脹

但是，“穩增長”并不說明中央不重視增長幅度。甘肅省發改委副主任張應偉在接受 《每日經濟新聞》采訪時說，GDP是權衡地方官員政績的最大指標，已經形成慣性。不提“保增長”，“保”字也會依然當頭。

既然仍要保GDP的增長，信貸量就一定還會擴張。2010年的企業信貸與居民信貸一旦轉向資本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就會帶動原材料價格的大幅上揚。若美元持續貶值，國際游資一旦大量涌進，資產泡沫爆發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若情況真的如此，通脹將處于無力控制狀態。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預計的第二輪金融危機或將再次爆發。因此，2010年在穩增長、防通脹、調結構和放貨幣這四大環節之間，環環相連，矛盾極大，宏觀政策調控的難度加大。中國房地產市場目前的火爆走勢和高價位拿地現象，已經顯現一些端倪。

必須指出的是，2009年中國政府出臺的“一攬子計劃”中有個重要的問題應引起重視，也就是說，2009中國經濟的復蘇大部分依賴政策刺激，而市場的導向信號被大幅遮蓋，尤其是中國目前的產品價格變動，完全是圍繞宏觀政策對經濟的拉動程度在變動。在經濟回升階段，某些價格走勢并不代表經濟的復蘇程度。所以，2010年必須隨著經濟的回升，讓市場導向信號走進正軌。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范劍平在接受 《每日經濟新聞》采訪時說，經濟回升與經濟復蘇完全是兩個概念，經濟回升可以是政府投資拉動，但經濟復蘇必須是企業投資拉動型，這是經濟回升和經濟復蘇的區別。

范劍平說，“穩增長”比“保增長”的提法更符合2010年的實際，因為“保增長”含有不計成本、不計代價之意。2010年通脹的風險不會太大，中國經濟從總體來講，產能過剩是主要矛盾，需求不足也是主要矛盾。2010年CPI的上漲大部分都來自于“翹尾”因素，全年CPI的水平控制在3%以內，是完全可以實現的。范劍平認為，爭取經濟和物價雙穩運行更加符合當前國際國內的環境和中國的潛力。在這種情況下，2010年在“穩增長”的同時，應把工作的重心放到調整結構上。

調結構是重中之重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確定，2010年宏觀政策已正式把擴內需作為拉動經濟回升的著力點。

應引起注意的是，此項政策要避免重蹈日本經濟危機的覆轍。日本政府于上世紀80年代后半期，先采取擴大內需政策，在經濟推進過程中，用擴大內需政策完全替代了擴大總需求政策，兩個政策概念搞混，結果導致經濟危機爆發。

范劍平說，到今年12月，世界經濟形勢發生好轉，除了各國財政政策以外，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企業在做庫存調整，這在短期經濟波動中的作用非常獨特。“可能有很多人認為，企業在經濟不好的時候東西賣不出去，企業庫存加大；經濟好的時候企業的東西好賣，庫存變小。恰恰相反，企業庫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企業主動管理的結果，這個因素被全世界所忽視。”范劍平強調說。

由此，經濟回升過程中，以投放貨幣保增長的政策思路會不會成為經濟結構調整的絆腳石，值得研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副部長魏家寧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采訪時說，2010年在擴大內需、穩增長與調結構的關系上應高度謹慎地把握。

目前，在這些問題上存在不同看法：一種叫做“擴大內需”或者“保增長”派，他們主要擔心經濟下滑，擔心中國經濟剎車容易起步難，在今年上半年占據上風；一種叫“結構調整”派，最近隨著經濟回升，越來越多的人看到結構調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國務院公布了抑制六大行業產能過剩的政策后，現在又面臨一個新的問題：怎么調整？是政府關停并轉？還是把價格信號理順，由價格信號引導企業調整結構？魏加寧認為，這是明年要拿出具體方案解決的問題。

第三種是“結合派”，就是把穩增長、調結構，擴內需一把抓，同推進。今年10月份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要把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好通脹預期的關系，作為宏觀調控的重點”。

還有一種叫“改革派”，他們主張無論擴大內需還是結構調整，要以改革為動力。代表人物是中歐管理學院的許小年。

魏家寧亮出觀點：“我認為，2010年應當進行政策轉換，應當更多地用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來代替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措施。與其刺激需求，不如改善供給；與其振興產業，不如搞活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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