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金嶺：富士康該為“九連跳”擔多大責

如果打工者仍然只是打工者，無法享受到城市里的公共服務，無法融入城市化進程成為新市民，只能像父輩那樣在工業流水線上耗盡了青春之后卷鋪蓋走人，那么面對這種沒有未來的青春，打工者的心理能不脆弱嗎？

□ 本報評論員 張金嶺

富士康員工的“ 九連跳”，引起了輿論高度關注。據員工反映，富士康的管理的確有一些問題，一個管理存在問題的企業，肯定會對員工造成傷害，而至于傷害的結果，則不一定取決于這種傷害本身，而取決于員工的生存狀態和環境。從這個角度，更有可能看清“九連跳”背后的真問題。

作為一家代工廠，富士康員工的收入不高，“工資由當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費組成”，因此員工們認為，“多加班的工廠才是好廠。因為不加班，根本掙不到錢。”在深圳這個發達的地方，憑著這樣的收入水平，富士康的打工者要保持體面生活恐怕很難。更重要的是，這些打工者，事實上被排斥在城市的大門之外，成為一群沒有夢想的人。對于這些為企業創造利潤，也支撐著深圳經濟活力的打工者來說，深圳這個現代化的都市，和他們的未來基本上沒有關系：沒有這里的戶籍，買不起這里的房子，孩子不能在這里上學，政府提供的其他公共服務也基本和他們無緣——這就是他們的生存狀態和環境。低收入，加上制度化的社會排斥，極大地擠壓著他們的生活和心理空間，因此，任何小小的傷害，都有可能在他們的內心被無限放大，引發某種極端行為。同樣的管理缺陷，在拿高工資享高福利的壟斷企業里，引發極端行為的可能則小得多。

針對“九連跳”，社會上對富士康有各種各樣的指責，比如“血汗工廠”啦等等，事實究竟如何不敢妄斷，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不管什么樣的企業，都無法擺脫社會環境而獨立存在。

富士康員工的收入水平，不可能超越同類企業的總體工資水平。資本的收益高，勞動者的收益低，這不是富士康一個企業的問題，而是中國打工者面臨的普遍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初次分配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我們就不能希望富士康給員工漲工錢，從根本上改善富士康員工的生存狀態也就沒有可能。

如果打工者仍然只是打工者，無法享受到城市里的公共服務，無法融入城市化進程成為新市民，只能像父輩那樣在工業流水線上耗盡了青春之后卷鋪蓋走人，那么面對這種沒有未來的青春，打工者的心理能不脆弱嗎？

從富士康員工的生存狀態，我們看到了中國打工者在國際產業鏈分工中所處的位置，某種程度上說，這甚至是一種暫時的宿命。但這恰恰應該成為我們經濟、社會等領域改革的巨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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