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韋森重讀哈耶克

對未來中國的所有制改革，您持一個積極還是是悲觀的心態？

韋森：私有才有，公有就沒有，私有制是自由的保障，這是哈耶克反復講的觀點。沒有私有財產保障就沒有自由，整個就會走向極權體制。如果政府的權力得不到制衡，產權制度就不能形成。

中國的常年固疾是不是就是個體對集體的過度臣服？

韋森：整個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建立在權利意識上。我一直在講，中國文化里是沒有個人這個概念的，它不敢講權利，壓抑自我。沒有權利怎么講法治呢。這是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個根據性的差別。沒有權利就沒有法治，這是中國走向法治社會文化的難點所在。

法治跟政府的關系，在中國語境下面，我們能做的是什么？

韋森：我們能做到的就是說說。為什么我反復講改變觀念，把這個理念搞對頭了，才知道我們這個國家最終指向什么，盡管短期內看不到，三年看不到，五年看不到，十年看不到，二十年之后，五十年之后呢？

民主并不是一個萬能的好東西，其帶來的毛病也特別多，韋森老師暢所欲言地談談民主的壞處。

韋森：哈耶克擔心的是，光有民主沒有憲政的更可怕。我一直在講，如果在現在的這種情況下，一味地認為民主就好了，一選舉就好了，那會誤國誤民。更重要的是建立憲法，限制政府的征稅權，民主我們慢慢來。

財稅制度改革提出一個中央和地方事權和財權重新劃分的問題，這個非常重要。

韋森：一個國家突然富起來了，錢多得不得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管賬，不知道怎么花錢。這是我們腐敗遍地的一個核心的東西，所以我們一直在推動這個管帳，怎么會理財，怎么把納稅人的錢用到納稅人的身上，這才是現代民主中核心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