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死”——時代的必然還是法制的乏力

“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勞動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6月8日，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某人士在對《中國經濟周刊》說這句話的時候，不由自主地停頓了一下。他說：“在許多行業，中國員工的勞動時間幾乎已經趕超日韓了。”

國人最初接觸到“過勞死”這個概念，還是在20多年前。當時，著名學者蔣筑英猝然離世，留下了“英年早逝”的一片嘆息。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情況似乎越來越糟，相繼因“過勞死”過世的人，不管是事業成績斐然的王選和陳逸飛們，還是血汗工廠里倒下的工友們，無一不令人震驚地出現在公眾的視野里。

而就在五月，“過勞死”名單上又添新人：華為研發人員，胡新宇，25歲；中興工程師，程明，32歲。

都是令人扼腕的英年早逝。

首都醫科大學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長楊新春教授曾表示：據估算，目前中國每年大約有60萬人發生猝死，勞累、生活不規律、開夜車、高度緊張是最大誘因。而美國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在30歲—50歲的英年早逝者中，95.7%的人是死于過度疲勞或由于過度疲勞引起的致命疾病。這些，都給家庭和社會帶來了無法估量的損失。

現代版的“鞠躬盡瘁”

——“加班”何時成了一種企業文化

新聞工作者、科研人員、企業高管是目前“過勞死”最為突出的三類高危人群，有調查顯示，目前新聞工作者死亡者中有79%死于40歲—60歲，平均死亡年齡45.7歲；科研人員的平均死亡年齡在52.23歲，15.6%死于35歲—54歲。

這是在5月25日上海召開的“浦江學科交叉論壇”上，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復旦大學免疫生物學所所長熊思東教授提出的一種警告。他認為，隨著經濟發展和生活節奏的加快，“過勞死”正開始威脅高節奏、高壓力的都市人。

而無休無止地加班是產生“過勞”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