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遏制“過勞死”？

“‘過勞死’這個曾經徘徊在日本的幽靈，正在極大地侵蝕著中國經濟本就先天發育不足的軀體，雖然目前還沒有人具體地計算過‘過勞死’造成的巨大損失，但是，情況的確到了需要引起各方關注的時候了。”宋波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隨著“過勞死”人數的增加，勞動者渴望受到保護的意識也在逐漸增強。但是，相關法規的不健全卻使得這種保護難以到位。

在曾經“過勞死”多發的日本，“過勞死”早已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倫理問題，而是作為一個法律問題活生生地出現在社會現實生活之中。資料顯示，1994年，日本勞動省就已正式把工作過度列為職業災害，日本官方又在近年把“過勞”正式列為職業病的一種，“過勞死”已寫進了日本法律。2002年10月2日，日本廣島高級法院判決川崎制鐵公司造成員工“過勞死”案和解，判令川崎制鐵公司必須支付1.1350億日元賠償金給死者家屬。這是繼在此之前——2000年6月日本電通公司“過勞死”案敗訴后，第二樁企業全面承認錯誤并達成和解的“過勞死”案件。

而在中國，迄今為止，“過勞死”在法律上仍是一片空白。發生于2000年的中國首例“過勞死”索賠訴訟，就因為勞動部門不承認有“過勞死”一說，一審法院判決原告敗訴。

陳杰平說：“超時勞動弊端很多。首先，超時勞動是對勞動者的一種剝奪，這在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早有定論；其次，它還對勞動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構成直接威脅；再次，超時勞動是‘就業殺手’。我們現在的情況是，一邊是大量存在加班加點，一邊是許多人找不到工作而失業。一個工人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就等于占用了兩個就業崗位。而創造就業崗位非常不容易，在全球化的今天，就業機會已經成為最為稀缺的社會經濟資源。最后，超時勞動的恣意橫行讓企業對低廉勞動力成本產生依賴，阻礙企業在技術進步、改善管理和提升素質等方面下功夫。”

“要有效遏制超時勞動，需要我們在完善法制、確立企業社會責任體系和增強勞動者自我保護意識等諸多方面，作出長期不懈的努力。”陳杰平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上個世紀80年代，蔣筑英、羅健夫等杰出人物的英年早逝，讓人們關注起中年知識分子的健康。政府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改善知識分子生活條件的政策：提出帶薪休假、給知識分子做健康體檢等等。可惜的是，有些政策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得到及時的解讀和完整的執行，未能成功阻止“過勞死”的侵襲。

一些從業者向《中國經濟周刊》反映，要么單位根本就沒有人提起過帶薪休假制度，或者即使有，他們也不能休。有位王小姐甚至反問記者，像她這樣的聘任制員工，能和那些在編的人員一樣享受帶薪休假嗎？

國際勞工組織的專家表示，中國企業目前普遍處于公司發展的初期階段，員工的加班現象十分普遍。華為的一位海外工程師就談到：華為只有靠有價格優勢的設備費和較短的工程周期，與愛立信等國際巨頭搶市場，這就造成華為人需要忍受高強度的工作壓力，進行周期短、工作量大的艱苦開拓。而在國外，由于產業發展已經經過了這個階段，一些著名的企業都會進行SA8000（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認證和檢查，以便最大程度的杜絕此類現象的發生。

“而改變此類現象的出路，決不僅僅在于企業和員工個人的共同努力，如果社會制度不能進一步完善，‘過勞死’的現象就會長期存在，并且透支中國經濟的未來。”宋波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中世紀的歐洲人曾嘲笑流落而來的猶太人：你看啦，猶太人都是懶骨頭，搞出一個禮拜天來逃避勞動！而在今天的歐盟國家，周工時越來越短（如法國35小時），所有工廠在下午五六點鐘全部關門走人，大小商店閉門謝客，美之曰“體面勞動（decentwork）”。而要實現這樣的“體面勞動”，經濟和社會的發達程度必須要達到一個平臺高度，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死者長已矣。也許，關注“過勞死”，除了能夠讓我們告慰逝者以外，更重要的應該是，我們該怎樣為生者，爭取一個健康、快樂、幸福的工作氛圍……

資料：何謂“過勞死”？

據哈爾濱市第一專科醫院代院長、國內著名心理學教授張聰沛向《中國經濟周刊》介紹，緣自日本的“過勞死”一詞，最早出現于日本七八十年代經濟繁榮時期，是由于勞動者過度的工作負擔（誘因），導致高血壓等基礎疾病惡化。長期的過勞還會出現很多心理癥狀，進而引起腦血管或心血管疾病等急性循環器官障礙，從而造成患者死亡。

國際上對“過勞死”的普遍定義為：過勞死是因為工作時間過長、勞動強度加重、心理壓力過大、存在精疲力竭的亞健康狀態，由于積重難返突然引發身體潛藏的疾病急速惡化，救治不及，繼而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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