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蓮：停不下來的父親

CBN記者 牛智敬

1963年的夏天，33歲的吳敬璉迎來了他的第一個女兒吳曉蓮。這時候的吳敬璉正在他人生中的第一個上升期。按照作家吳曉波的說法，1960～1964年期間，吳敬璉做了兩件事情：一是寫出了他40歲前最重要的一篇論文；二是參與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材編寫。

吳敬璉忙碌的學術工作以及后來應接不暇的政治運動，讓年幼的吳曉蓮并沒有太多時間和父親親近。

這是一場大時代動蕩下的家庭掠影：1971年吳曉蓮開始上小學。在此之前的兩年間，吳敬璉夫婦都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吳敬璉在1969年底下放到了河南息縣，周南在1970年初下放到了山西臨汾。

吳曉蓮后來回憶說，父親再次回到她身邊時，她已經上小學三年級了。那時候的父親，總是在忙忙碌碌地寫作。

多年后，這個傳承了父親名字的大女兒寫了一本《我和爸爸吳敬璉》，書中這樣描述上世紀70年代吳敬璉的工作狀態：吳敬璉的寫作，多數是在我們北師大的家里進行的。那時我們一家四口人住在大筒子樓14平方米的房間里……爸爸寫作的固定位置是雙人床的床沿，他在床上墊了一塊三合板做的象棋棋盤，稿紙放在上面，人半蹲半坐在馬扎上，勾著頭在那里，寫出了一批按當時的標準來講很有深度的文章，也寫出了嚴重的頸椎病。奶奶最心疼他，當時就跟我說：“你爸爸整天在那兒爬格子，脖子都快要爬斷了。”

這種忙碌從那時候持續至今，直到今天，吳曉蓮仍然覺得80歲的老爺子每天都太忙。

2010年1月20日，已經在美國定居多年的吳曉蓮在電話中對《第一財經日報》形容她的父親像穿了紅舞鞋一樣停不下來。

“我覺得他最大的動力就是‘使命感’。這不是一個褒義詞，也不是一個貶義詞。就像一個人穿上紅舞鞋停不下來了，是好還是壞都說不上，注定要這樣。”吳曉蓮說。

影響他的兩個人

影響吳敬璉最大的人應該是吳敬璉的母親、父親以及后來他在“五七干校”遇到的經濟學家顧準。

吳敬璉的母親鄧季惺，是上海《新民報》的創始人，中國報業歷史上有名的女俠。鄧季惺和吳敬璉的繼父陳銘德共同把本來只有10人不到的小報改組為一個經營管理制度嚴整有序的股份公司，使《新民報》成為建國前名噪一時的民營報紙。年幼的吳敬璉曾目睹了母親和父親為了社會進步所作的努力，并深受影響。

顧準則是吳敬璉在中年時期影響他后半生的人。1969年11月，中國科學院經濟所的學者被下放到河南息縣“五七干校”。吳敬璉與顧準被分在同一個排，一起勞動和生活。

在作家吳曉波撰寫的《吳敬璉傳》一書中，描述了當時的故事：之前，追求進步和自詡為“革命者”的吳敬璉對這位兩次戴上“右派”帽子的前輩并無親近感，他們在經濟思想上也南轅北轍。而在“五七干校”，形勢比人強。兩個人在孤寂的環境中不斷交流，也開始真正了解對方。

顧準曾經跟人說，與吳敬璉聊天是一種享受。吳敬璉則更是珍惜那段難忘的時光，他在后來的回憶文章中寫道：“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參與這種能夠啟發人思想的自由討論了，這種機會居然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情況下得到，真是一種奇緣。”

正是在顧準的啟發下，吳敬璉徹底轉變，對中國問題的思考和研究開始進入新的境界。

《吳敬璉傳》寫到，1996年，吳曉蓮才第一次聽父親談起顧準。10年后，吳曉蓮為寫書采訪父親，特地讓他回憶顧準最后的日子，還請了朋友攝像，結果吳曉蓮很失望，“怎么讓他談感情就像拔牙一樣艱難”。但回頭再看那一段錄像時，她才發現爸爸眼中的淚光。

使命感

在改革啟動前后的若干年中，吳敬璉加入了太多的學術爭論，無論是集“團隊之力”還是孤軍奮戰，他從來都是邏輯嚴整、思維清晰、義無反顧、堅定不移的形象。從堅冰一塊的計劃經濟，到終成共識的市場經濟，在這個歷史流轉的幾乎每一個關鍵節點，都留下了吳敬璉倔強和近乎孤獨的身影。

他如此堅定，使命感當是重要推力。

進入新千年后，隨著時代主線的變遷和多元化，經濟社會事務的復雜化以及公眾意識的紛紜化(甚至某種意義上的混亂和參差)，吳敬璉的責任感所引來的回饋，卻不再那么容易辨識和評判。他有時被認為站在公眾(例如股民)的對立面，有時被認為過于情緒化。也許還是要到多年以后，更加理性的人們拂去歷史的舊塵，才能體會這其中蘊含的深深的使命感。

正是因為父親的使命感太強烈，吳曉蓮和其他家人每到全國“兩會”的時候就會擔心。

2000年3月4日，正在參加全國“兩會”的吳敬璉公開批評資本市場對網絡股的炒作。后來，此番話引來證券界和網絡界人士的強烈反擊。

2001年“兩會”之前，吳敬璉再次公開警示股市不要成為賭場和尋租場。后來，厲以寧等5位經濟學者聯手在北京召開了一次記者懇談會，與吳敬璉公開辯論，將“股市大辯論”推到了最高潮。

2004年，吳敬璉則陷入了“經濟學家為誰代言”的風波。后來的2007年，這場沒有對錯的爭論，再次在全國“兩會”上爆發。第一波批評聲浪由“春運要不要漲價”引出。另外一場風暴由征地和拆遷補償問題引起。他的不同看法，在網絡上引發了激烈的反彈。

吳曉蓮試著援用“禍從口出”勸誡父親。“政協一開會他就說話，然后就出現各種各樣的風波，我們作為親人真是擔憂。”吳曉蓮對本報記者說。

改名的故事

富有使命感的父親，留給孩子特別的教育時間并不是很多。

“他是想干涉的，可是他太忙。雖然孩子們很重要，但總的來說工作第一。不忙了他就想起來了，就什么都管，忙了，就顧不上了。”現在已經是兩個孩子母親的吳曉蓮說。

即便是工作很忙，吳敬璉在有時間的時候仍帶孩子去跑步、鍛煉身體，對于孩子成長細節的關注，是這位學者延續至今的習慣。

吳曉蓮在杭州上大學時，父女之間曾有過一場爭論。吳曉蓮要改名為“舒夏”，爸爸很快回了信：“你堅持要改名字，我們心里不是滋味。曉蓮是我們給心愛的女兒起的名字，而你現在卻不讓我們叫這個名字了”。吳曉蓮立即寫信反擊：“據我所知，我剛出生時，你們給我的名字，并不是吳曉蓮，而是吳妹妹。那是你們第一次沒有征求我的意見就給我起的一個名字，然后你們把它改成了吳曉蓮，那是你們第二次自作主張。為什么你們‘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個性很強的吳曉蓮還是改了名字，不過后來她最終還是改回了父親給她起的名字。幾十年后，談起這個事情，她在電話中哈哈大笑：“我大學同學現在還叫我那個名呢，后來自己就覺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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