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習近平釋放信號三中全會土地改革最重要

2013年11月06日 09:46
來源：鳳凰財經綜合作者：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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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系列策劃】1978-2013市場之路系列

鳳凰財經綜合訊《經濟學人》日前刊文指出，在11月份將要舉行的三中全會上，中共所面臨的經濟問題中，土地改革是最重要的，沒有比土地改革顯得更為重要事情了。

在中國抵押農村房屋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中國廣東省古勉村（音譯詞Gumian）一地方官員警告那里的農民，如果他們將新借貸方案告訴外國記者，則可能有泄露國家機密的風險，并且，這名地方官員，對此感到頗為緊張。這項新借貸方案允許當地的農民利用他們的房屋來借款。當地的農民對于正在實施的改革感到興奮不已。

在中國城市用地所有權是歸國家所有。自上世紀90年代，中國允許在城市中發展房地產市場，并逐漸繁榮。此后，房地產開發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一個巨大的引擎。中國的農村土地，雖然已不再像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實施集體耕種，但是農村的土地所有權仍舊是集體所有，并且這種集體所有權受到地方黨委領導的監管。農民是不允許買賣他們所耕種的土地和居住的房屋，這就束縛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減少了農民遷移到城市中的機會。在中國，農民可以遷移到城市中但他們被看作是二等公民生活在城市中。

因此，諸如在古勉村所實施的改革實驗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實際上，這些實驗在中國已經謹慎地進行多年，并且呈零散化分布。有些實驗已成熟并擴大范圍。如果處理妥當，這些實驗范圍的擴大可能會變成中國新一屆領導人習近平的改革核心。

10月7日，習近平說中國政府正在起草一個“總體規劃”，這項規劃不僅涉及到更多的領域改革，更是一場“深刻的革命”。習近平的此番言論是為中國共產黨11月9日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準備的。該會議也是習近平執政后第三次大會，前兩次會議主要涉及到黨政機關的人事任命。

并且，習近平標明這次會議與眾不同，特別重要。在與西方國家領導人的私人交談中，習近平將這次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比作是1978年鄧小平主持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主持的這次會議為解散“人民公社”埋下鋪墊。

事實上，習近平所講的“深刻的革命”是對鄧小平講話的深思熟慮的回應。

習近平想要破除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中存留的巨大障礙，正如他開展的徹底的反腐敗運動。效果如何仍待見證，但是有證據表明中國農村土地的半癱瘓態市場，將成為習近平優先改革的對象。8月份，中國一官方媒體報道稱中國將會在全國范圍內展開農村建設用地改革實驗。此后，該報道被中共淡化，但卻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北京《財新》雜志稱，這一令人興奮消息是一信號，暗示著被壓抑的（土地改革）力量正等著爆發。

土地改革是否會真正成為此次三中全會的改革焦點，還有待討論，但是官方已經表明，這次中共三中全會將會涉及到中國全方位的改革，而不只是某一領域的變革。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討論的細節內容，都不是理解本次三中全會的關鍵，真正重要的是要對接下來精心設計編碼的會議聲明，進行拆分解讀。1978年中共三中全會，肯定了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運動，但是高層領導人對改革的點頭認可，使得改革迅速傳遍中國。

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將要出臺的改革政策反映出中共的信念，即中國需要改變現在的發展方式。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但現在這種經濟增長方式的回報收益正逐漸減少，因此，中國很大程度上需要提高生產效率與擴大消費來取代這種經濟增長方式。這種分析將會支撐中國一系列的經濟政策變化，包括放開利率，以及在經濟關鍵領域放松對國有企業的管制，促進創新，同時，也凸顯出創造農村房產交易市場的迫切性，這項改革不僅會改變農村生活，也將會改變中國的城市生活。

表面上看，中國的城市化進展得很好。去年一月份，中國政府宣布中國的城市人口占到總人口的51%（1978年還不足18%），這意味著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但是，這一說法具有誤導性。在統計的城市人口中約有2.7億人（近占城市人口40%的比例），僅是居住在城市，但是他們的戶籍（戶口）仍然在農村。這就使很多人被屏蔽在房地產市場之外，既不能賣掉農村的房產，又在城里買不起房子。這意味著他們享受不到完整的城市戶口福利待遇。在北京和一些其他的大城市，許多人是不允許買車和買房的，被稱作是限制需求。官方承認，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中出現了問題，現在是時候開始實施新型城鎮化。

要廢除戶口限制，應該允許居住在城市里的農民可進行農村產權交易，以便他們在城市化過程中尋求到更穩固的立足點。不僅如此，這項改革措施還利于促進消費，因為遷移到城市中的農民有著巨大的消費潛力，但要釋放這種潛力，農民需要有渠道可以變賣財產。

此前，胡錦濤所實施的措施一定程度上為中國名村土地改革鋪墊了道路。2008年的三中全會認同了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權，但同時還呼吁逐步統一城鄉建設用地市場。同時，本屆會議還宣布個體農戶的土地租賃期限，由30年可無限期延長。此后，雖引起立法者的爭議，但是首都人士的爭議并沒有能夠阻止地方省的修補政策。

過去的五年已經見證中國農村土地權利改革實驗的廣泛傳播，如古勉村進行的房屋抵押貸款。這些改革都很謹慎，即使是在廣東省這樣一個自鄧小平時期就被用作中國經濟改革的實驗區。（自1978年之后，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成為此地的高級官員。）古勉村所進行的改革僅限于可支付同一村莊的房屋。該計劃的監管者劉宏志（音譯Liu Hongzhi）引用鄧小平的一句名言，說“我們正在摸著石頭過河”。

許多古勉村家庭已經利用貸款建起五、六層的樓房。當地村民者之所以會修建房屋，是由于最近一列動車穿過該村。當地居民將修鐵路占用土地給予的補償以及房屋拆遷補償費，大部分都用到建設房屋上了，并且希望能從出租房屋中小賺一把。

不僅如此，約有3千萬人口的中國西南部城市重慶，自2010年在薄熙來任職時期，就已經開始了類似的改革計劃，允許農民抵押房產貸款。此后，貴州，云南也展開了相似的實驗。對此，清華大學教授，前重慶市政府顧問崔之元（音譯）表示此類抵押貸款規模小，農民也極其謹慎。此外，黨內官員還面臨著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

在中國，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這一概念已經被寫進這個國家的憲法中，官員也不愿意改變這一規定，其中的一些官員認為這象征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除了意識形態領域的阻力外，地方政府是抵制任何土地制度改革的，因為原有的土地制度對他們更有利。地方政府擔心，明細土地產權后，農民更不愿意將土地用作建設基礎設施，工廠以及土地城市住宅。出售土地給開發商不僅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也是其進行借貸抵押品。

不過，習近平已經釋放信號，要直接解決相關的土地法律問題。上任不久，習近平就采取一項重要的措施，進一步深化土地改革實驗。2012年12月，政府采用一項針對農村問題的政策文件，并在一個月之后，將其公布于眾，稱到2017年底農民將會取得具有明確的土地位置證書，此后，會盡快頒發類似的住宅用地證書。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不僅涉及到諸多爭論，還需要借助衛星設備進行土地測量。但是，如果沒有明確的界限，秩序井然的土地交易市場就不可能形成。對于這些改革，古勉村的一些居民表示，比起修建鐵路所所帶來的金錢收入，他們更需要房屋抵押貸款。

古勉村民的這些愿望，折射出當下中國土地改革所具有的吸引力，也暗示了習近平改革的原因以及改革可能遇到的困難。假如農民可以自由的買賣和處置土地房屋，就會弱化中共基層組織對地方人民生活的控制，農民就可以享受到相對的自由。這正如中國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城市居民所經歷的變革，當時中國國有企業控制的房屋被移交給房屋的居住者。對此，河北省一名農業企業家孫大午表示，只有當農民具有產權之時，才能享受到人權。

當1978年的三中全會還在討論支持人民公社時，一群貧困的安徽農民已經秘密地決定將村莊集體用地分包到個人耕種。最終，到1981年，中共明確肯定了家庭責任制。當時已經有將近一半的農民在實施家庭責任制。接下來幾年，人民公社逐漸被廢除。1978年的三中全會后，中國開始了一場影響深遠的自下而上的改革運動。同樣，對于當下的中國相似的改革可能再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