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網財經對話：張洪濤、傅小永文字實錄(4)

2012年02月01日 17:37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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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洪濤：92派的意義是士大夫下海 改變了一代人的價值觀

鳳凰網財經：其實小永剛才談到一個問題，我昨天也是看到你在亞布力觀點上寫92派的前言文章中談到，1865年到1915年，這50年是美國企業家創造財富，增長最快速的50年，您覺得中國這20年，就你的觀察來說，他們創造的財富是不是也類似于美國當時的一個環境，當然我們的差距在你看來又在什么地方？

傅小永：回答這個問題，我跟洪濤待會可以把92派這個社的前因后果分析一下，在這之前，我可以補充一點。我們往往忽視到一個觀察問題的角度，這個角度就是說，這個社會上最具企業家才能的人，他是在政府里面或者在市場里面，這個東西是決定一個國家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配置方式。

92派為什么我們值得去強調他的意義，是在于說，我們叫士大夫下海，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精英都是在體制里面去，在體制里面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它在分配財富，92年之后，這幫精英傳統意義上的士大夫，他們從體制到市場里面來，在市場意味著什么，他們在創造財富，最具企業家精神的人是在創造財富，還是在分配財富，是決定了一個國家經濟速度最主要的原因。 我覺得從92派這個概念，前因后果，洪濤比我們所有的人都更了解。

鳳凰網財經：我們很多人可能對92派不是很了解。

張洪濤：其實92年，我們強調92派只是一個比較有意思的點，我們叫做92派。其實很多企業家在92年前后下海，我們定義的是這批人，最核心的定義是剛才小永說的，我們叫士大夫下海，體制內的人怎么突然去了體制外經商下海，我記得當年說，中國工商時報統計過，在1992年下海的全國大概有幾十萬的官員紛紛下海，這是工商時報的統計。

我們當時強調92派的意義，不是在乎幾個人做生意是否成功，而是改變了一代人或者幾代人的價值觀，以前包括你要去一些邊緣省份，可能當官走仕途，當公務員是第一選擇，因為在那你可能沒有辦法去做生意，但是從全國來看是這樣的，在1992年前，可能人生的第一個選擇，你到大學去演講，你讓大學生舉手，你是當官，還是當企業家，還是當藝術家，1992年前很多大學生都會舉手，我去當官，甚至去當個科學家、數學家、售票員，當一個公務段，反正是要進政府部門。

但是1992年之后，包括受鄧小平講話的影響，整個社會的價值觀變了，不僅僅是體制內的官員要下海，包括一些學生，他們的第一選擇變了，他們認為當企業家創造財富是第一選擇，有的當老板這是第一選擇，而不僅僅去當官，整個社會的價值觀變了。

這樣整個社會就會轉變為創造財富，自己做貢獻，而不是僅僅走仕途的道路，我覺得關于92派，這是最大的意義，它影響了整個社會價值觀的轉變。

鳳凰網財經：包括我們中國人的一個財富觀的轉變。

張洪濤：92派之后，又過了10年，就是2002年或者說2000年到2002年的時候，海歸派才能回來，要不然海歸派回來之后，不知道中國能干什么。

鳳凰網財經：所以92派給他們做了一個很好的基礎和鋪墊。

傅小永：這是92派和后面的海歸派的區別，還有一點，92派和前面的第一代企業家也有區別。

鳳凰網財經：我看您把它總結為鄉紳企業家。

傅小永：為什么有區別，就是陳東升不停的在強調兩個東西，這兩個東西是中國合同法和公司法的主心，正是因為有了這兩個文件之后，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的企業才開始，這就是我們不停要強調92派價值的意義。

張洪濤剛才說的很好，不是我們非得要強調這幾個人生意做得很棒，而是他們這個群體所代表的意義，以及對當下中國的意義到底在哪里，我們要探討這個問題。

張洪濤：你像92年前那批現在下海的，現在不是否定，就是說一般是膽子大，靠膽子。那個時候反正好多人在農村待著沒事干，甚至有些是做過牢的，我說的坐牢不是因為政治原因，刑事犯或者沒有辦法了，那個時候說發展民營企業或者叫個體經濟，村支書跟他說，你干什么呢？你去縣里賣點瓜子或者花生，或者豬飼料他就這么做起來了。

92年不一樣，92年的知識背景就不一樣，大部分都是中國78、79這些人，他們有知識、有文化，而且很多那個時候到了92年，因為很多都是會讀博，有很好的學歷背景和工作背景，你像我們了解的很多人都是局級干部，司局級干部，朱新禮馬上要當副縣長了，一轉身說不干了，包括最有名的薄熙成也是，一轉身不干了，我們可能還要完成對薄熙成的采訪。

這批人是這個原因，包括不太典型的，像王文京，他是財政部的官員，黃怒波是中宣部的官員，陳東升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副局級干部，和您是同行，他應該是副主編，半個媒體人。 包括馮侖當時最早也去制造業。

傅小永：海南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梓木是司長。

張洪濤：他是財政部的一個司長，他們很多人都是些東西的，他們的優勢是什么？對國家政策理解的好，然后有一些人脈資源，我覺得還是用陳東升的話比較經典，用計劃經濟的余威搶市場經濟的灘頭，當然這一代人可能無法復制，但是他們帶領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然后你看到了2000年，2001年亞布力年會剛開幕的時候，討論新千年新CEO。

當時這些人覺得我們怎么落伍了，新回來這批人怎么和我們想法完全不一樣呢？當時他們很風光的時候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新沖回來的一些人像張朝陽、王志東，什么叫PE，什么叫創始人，他們就聽不懂，他們后悔什么呢？當時辦企業的時候，為什么沒有想到期權制度或者創始人制度呢？我們創企業的時候，還是一人一股沒有創始人的股權，所以我記得原罪是馮侖最早提出來的。

我們可以聊聊原罪，好多人說原罪怎么形成的，就是受這些人本來在創始企業的時候，90年代初或者80年代末就應該有自己的創始股權，但是實際上，當時的制度限制沒有，到了互聯網和新一批，我們叫做第三波企業家才引進的創始人制度，他們都有，所以最后第二代企業家只能靠贖買的辦法來取得一些自己應有的股份，也要付出成本，所以慢慢有人說賤賣國有資產，是這么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