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中國很難靠公立醫院單獨完成醫改使命(6)

2010年08月30日 13:55瞭望新聞周刊【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一度諱莫如深的醫院改制

在有著悠久私人行醫歷史的中國，公有制醫療機構的改革轉制緣何一度那般敏感？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張冉燃

“現在總能聽見私立醫院的提法，可在當時，這四個字硬是斷送了張斌的前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衛生界人士告訴本刊記者。

這個“當時”是在2000年，張斌時任衛生部新聞宣傳處處長。

他因為在《瞭望》新聞周刊發表《我國醫院將分公立私立》一文，引起衛生部領導震怒，后被調離。

張斌撰文的背景是，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務院體改辦等部門的《關于城鎮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建立新的醫療機構分類管理制度，將目前的醫療機構分成非營利性(即公益性)和營利性(即私立性)兩大類。這意味著，當時中國6萬多所公有制醫療機構中，有半數可能成為營利性的私立醫院。

張斌在文章中判斷：“對幾十年來一直被人們當作救死扶傷的公益事業的醫療機構作這樣的‘分類’，帶給醫療界和整個社會的心理沖擊當是巨大的。”

反彈的確相當劇烈，張斌的去職即為注腳。

在有著悠久私人行醫歷史的中國，公有制醫療機構轉制當時為何變得諱莫如深？

檢視歷史，新中國建立后，中國政府接受了一批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教會醫院和國民黨政府的醫院，大量的公立醫院則是在1952年后陸續建立起來的。比如，由美國洛克菲勒財團1921年出資興建的北京協和醫院，即在1951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政府在醫療機構建設方面，采取兩條腿走路的政策：一方面大力發展公立醫療機構，另一方面，允許私立醫療機構存在和發展。1951年4月，政務院批準發布《衛生部關于調整醫藥衛生事業中公私關系的決定》。根據這一文件，對于衛生事業中的公私關系，要在為人民服務的共同原則下，實行分工合作，使公私衛生事業各得其所，各盡其力。

從1956年開始，隨著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到來，許多私立醫療機構也轉向“公辦”，或者“公私聯辦”。在1962年和1963年，衛生部先后制定《農村聯合醫療機構和開業醫生暫行管理辦法》和《農村醫生集體辦的醫療機構和開業醫生暫行管理辦法》，這兩個辦法雖然都肯定了“個體開業醫生是獨立腦力勞動者，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衛生事業的補充和助手”，但在開辦私立醫療機構上作出了程度不一的限制，總的原則是“不妨礙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衛生事業的鞏固和發展”，1962年的辦法規定為：“應該允許一部分適合開業的醫生個人開業”，1963年的辦法改為“可以有領導有控制地允許極少數適合開業的醫生個人開業”。到1965年，全國城鄉個體開業人員由1950年的48萬人下降到4.4萬人。

到“文革”結束，個體開業人員則不足2000人。

1980年8月，衛生部就個體開業行醫問題請示國務院，認為我國人口多，底子薄，衛生力量弱，光靠國家辦、國家包，是包不下來的，還要靠集體辦，并且要允許醫生個體開業，以補充國家或集體力量的不足。經國務院批準，恢復了允許個體開業行醫的政策。

到1994年2月，國務院發布《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一次把私立醫療機構放在了與公立醫療機構相同的法律地位，規定凡是醫療機構都要取得執業許可證后才可以開業，并統一了不同性質的醫療機構的申請條件、開業程序和執業要求等。

此時居主體地位的公立醫療機構，已經暴露出較為嚴重的弊端：醫療機構人員臃腫、效率低下；衛生資源相對過剩與相對不足并存；特別是由于國家財力不足，醫療衛生界“補償不足”、“嗷嗷待哺”的呼聲此起彼伏，甚至還要為不多的財力是否做到了公平分配而爭論。

事實上，面對日漸萎縮的財政補償，中國公立醫院早已悄然開始操作補償主體和補償渠道的多樣化，比如，科室承包責任制、開設特需病房、租賃或貸款購買大型先進醫療儀器設備等。從這個意義上講，公立醫療機構或多或少都已經不是單純的非營利性醫療機構了。

有鑒于此，有人主張，政府應迅速從“辦醫院”轉型為“管醫院”，與醫療機構建立一種“只管醫院不辦醫院，你辦照我審批，你經營我監督，你違規我處罰，你盈利我收稅，你倒閉我驗收”的關系。

這恰是張斌文章論述的主旨。

他在文章中寫道：“國家財政對醫療機構補償不足，動員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多渠道籌集資金創辦衛生事業是必由之路。”

其具體主張是，將營利性醫療機構讓位于民營資本投入，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真正做到保防保、放醫療，保科研、放一般，保基本、放特殊，將有助于形成國有資本與民間資本相互接替和補充的辦醫結構，更快更好地增強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綜合能力。

以上提法與2009年新醫改方案中公立醫院改革等有關表述相比，內在精神并無二致。只是張斌走在了政策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