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克魯格曼的人民幣謬論

2010年03月22日 00:23《新世紀》周刊【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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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克魯格曼曾經是我最尊敬的國際經濟學家之一，他對國際貿易研究的杰出貢獻令他于200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可惜的是，對于某些具體的國際經濟政策問題，他的理解往往不是過于天真、便是近乎偏執。如果奧巴馬政府真的采納他最近的一些政策建議，未來幾年世界經濟即使不陷入新一輪的衰退，也可能遭遇極為嚴峻的困難。

在2010年，克魯格曼突然對中國的匯率政策表現出十分熱切的興趣。早在2010年1月1日，在那篇題為“中國的新年”(Chinese New Year)的文章中，克魯格曼宣稱，由于人民幣被低估，美國損失了140萬個工作崗位。因此，他支持針對中國采取貿易保護措施。3月11日，在另一篇題為“中國的絕筆”(China’s Swan Song)的文章中，克魯格曼則建議美國財政部公開指控中國操縱匯率。3月12日，在華盛頓經濟政策研究所的一個會議上，他甚至表示，如果中國取消管制人民幣匯率并消除貿易順差，那么全球的經濟增長將會比現在高出1.5個百分點。

這樣的言論在美國政界十分常見。不過，克魯格曼說出這樣的話，確實令人意外。他所隨意引用的那些數據，顯然缺乏嚴謹的研究支持。作為研究國際貿易的權威，克魯格曼的言論很可能被政客們看作支持貿易保護的有力論據。對于這樣缺乏理性的討論，許多經濟學家深感失望，其中也包括他的老師、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賈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

大多數經濟學家同意克魯格曼關于人民幣可能被低估了的觀點。但是人民幣匯率偏差的程度卻是一個爭議很大的話題。比如，威斯康辛大學的門茲亞•辛(Menzie Chinn)和他的合作者們利用購買力平價的方法，曾經發現低估的程度大致在40%左右；但是，在世界銀行于2007年年底將中國以購買力評價的GDP向下調整了40%以后，這種所謂的低估已經完全消失了。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則認為，在2008年底人民幣可能只被低估了12%到16%。我在北京大學的同事姚洋和他的合作者發現，人民幣匯率偏差的程度可能要更小一些。

因此，人民幣匯率應該增加靈活性、適當升值，這在大多數中美經濟學家之間是有共識的。作為一個強勁的經濟大國，繼續將貨幣盯住前景暗淡的美元，長期來看是不明智的。這種做法不僅嚴重制約了中國貨幣政策自由度，同時造成國內流動性泛濫、經濟結構失衡。另外也可能給國際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調整帶來困難。

人民幣匯率無疑是造成中國龐大的貿易和經常項目順差的一個原因，但它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原因。現有的經濟學文獻將中國近期加劇的外部失衡歸因于一系列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紅利和產業遷移等。我自己的研究也著重考察了國內要素市場扭曲對中國外部經濟失衡的重要性，當然，這些扭曲多數是改革前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留產物。

為了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的問題，中國、美國以及其他國家應該同心協力進行全面改革。這些措施不僅應該關注匯率制度，更應該重點推進各國內部的結構性改革。把人民幣匯率問題孤立出來不但可能效果有限，而且還可能起到反作用。在2005年中到2008年中這段時期內，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升了22%，而實際有效匯率則升了16%；但同期中國的外部失衡卻進一步快速擴大。顯然經常項目順差并非僅僅是匯率問題那么簡單。

其實遠在中國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之前，美國已經開始大量失去制造業的就業機會，這實際上是由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成本和比較優勢決定的。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大幅增加發生在2004年以后，但是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從本世紀初就已經開始激增。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的問題，需要中美雙方緊密合作，這一點并沒有異議。但是指責中國的順差導致了美國更早時期已經出現的赤字，不是別有用心就是缺乏常識。

那么，如果奧巴馬政府采納了克魯格曼的建議到底會發生什么呢？首先，這會推遲而不是加速中國的匯率政策改革。3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就很清楚地表明，現行人民幣與美元的“軟掛鉤”只不過是對于全球性金融危機的一個暫時性反應，而且這樣的暫時性做法即將終止。這表明中國官方正在尋求一個合適的時機退出“軟掛鉤”的機制。并且我認為退出隨時都可能發生。

但是，尋求合適的時機并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中美雙方在人民幣匯率上的政策博弈就好似是“囚徒困境”。我們需要明白的是，和美國的政客一樣，中國的領導人也面臨著國內的政治壓力。如果中方領導人因美方的壓力而讓步，這有可能影響國內民眾對他們的支持。其實最好的選擇是，雙方增強對話，美國起碼在表面上保持冷靜和理性的立場，中國則可能更快的改革前行。這也正是2005年7月中國匯改之前所發生的情形。

但是，現在“囚徒困境”的矛盾出來了。美國的政客并不愿意保持沉默。即使中國決定實施匯率政策改革，如果他們不制造噪音，他們或許就無法在政治上得分。他們口中所謂的百姓利益或者國家利益，其實不過是幌子。實際上，可能有相當一部分美國政客暗地里并不希望中國采取任何行動。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非常清楚，即使人民幣升值，美國已經失去的那些制造業的就業機會也不可能再回到美國來。那樣的話，他們將不得不為兩位數的失業率尋求新的替罪羊。另一方面，如果面對強大的國際壓力，中國政府可能不會愿意做出重大的政策改變，以免讓國內老百姓覺得政府過于軟弱。這也就是為什么克魯格曼介入這場爭論只會讓事情變得更加糟糕的原因。

讓我們來想象一下事情真如克魯格曼所愿時的場景：美國財政部公開指責中國操縱匯率，與此同時奧巴馬政府對華發動貿易戰。如果這些真的發生了，我覺得最有可能發生的情形是，中國將繼續堅持現有的匯率制度，并且對美采取報復性的貿易制裁。這會減少中美雙方的貿易，但最重要的是會在全球范圍嚴重挫傷投資者的信心。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發生貿易戰對于全球經濟而言可不是一件小事。由于經濟未來變得更加的不確定，投資者很可能會縮小其投資計劃，而消費者也不得不減少其開支。

另一個可能性相對較小的情形是，中國被迫讓人民幣急劇大幅升值，比如說升值40%。這樣猛烈的匯率調整自然會給中國企業造成嚴重的困難。這時，我們也可能看到兩種可能的結果：第一種結果是中國企業由于突然喪失競爭力，無法繼續出口。但中國產品退出美國市場所留下的空缺很可能很快被越南和印度等低成本國家的產品代替，美國的公司不可能與這些低成本國家競爭。所以中國的退出不會給美國帶來新的工作機會，但是其國內的通貨膨脹率可能會更高。

由于出口占到中國經濟的三分之一，出口崩潰將會給中國帶來嚴峻的挑戰。就像2008年下半年所發生的那樣，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會急劇減速。這對全球經濟來說絕對不是什么好消息。世界上主要經濟體目前還在復蘇的道路上掙扎，而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經濟體的突然疲軟將會在全球范圍內釋放利空信息，進一步挫傷投資者的信心。

第二種可能的結果是，中國仍然保持對美國市場的出口，只不過企業利潤更少但產品價格更高。這將會顯著推高美國的通貨膨脹率，迫使美聯儲立即采取嚴厲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在當前美國經濟復蘇的基礎還不穩固的情況下，這兩個步驟都將損傷美國的復蘇勢頭。無論是哪種結果，中美雙方可能遭遇到的這些困難，都將給全球投資者的信心造成負面的影響。

這樣看來，如果中國真的如克魯格曼要求的那樣令人民幣大幅升值，那么全球經濟的增長不僅不會比現在高出1.5個百分點，反而可能比現在下降1.5個百分點。當然這個損失數字也可能被高估，但貿易保護主義將對全球經濟造成傷害卻是確定無疑的。這樣看來，如果克魯格曼花更多的時間在諾貝爾獎褒獎他的研究領域從事學術研究的話，也許對世界經濟來說將是一件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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