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及城鎮化的前提和突破點,二者觀點出現了巨大分歧,現場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 [詳細]
“我認為還得從利益結構說起,所謂利益結構調整,就是看哪些利益是軟柿子,哪些是硬骨頭。”李鐵表示,但是改革是動老百姓容易?還是動政府容易?這是特別難以回答的問題。[詳細]
城郊農民經常一補就是千萬富翁,遠郊農民現在平均家庭十萬塊錢都不到。城市化不能是讓一部分人富了,同樣農民,一部分農民暴富,其他農民那么差,所以這個利益要調整。[詳細]
人往哪里聚,學問非常大,由中央計劃體制去解決一定會輸得很慘。城鎮化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時表示,不能抽象講城市化,農村出來的人到哪個城市去,所有城市都認為會到自己那去,有的城市非常吸引人,有的城市就算使出渾身解數人口也是空空如也,有的城市人口零增長,有的城市負增長,這個問題現在分歧非常大。[詳細]
你看我征塊地到銀行一押,套了錢就干,是很痛快,很多信息你就丟了。現在如果你是發債,中介機構要評估你,哪個城市發的債發得出去,投資者最后也要算,他也要算很多東西,他要決定這個錢是掏給你這里,還是掏給你那里,這種多層次篩選信息、尋求利益平衡,總體來說就是市場體制,法制下的市場體制。[詳細]
徐紹史表示,從“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發,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促進有能力在城市生活穩定就業的人實現市民化。通過居住證制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全部城市常住人口。[詳細]
李鐵表示,我們有幾億低收入、低素質的農民進城,他們進城怎么享受和他們就業水平、收入水平相適應的公共服務,是城鎮化國家中國所遭遇到的最嚴峻的挑戰之一。[詳細]
我們推進任何一項改革讓它實施起來必須有激勵實施者、地方政府還有其他的人,否則這項改革沒有辦法推進。過去我們講戶籍制度改革,我們講市民化也講很多年。[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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