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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聚焦“十二五” 解析各行業投資路徑(3)

2010年09月29日 11:18中國證券網【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胡錦濤提倡“包容性增長” 或將寫入十二五規劃

9月16日,對于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原副代表、首席經濟學家湯敏來說,是一個心情愉悅的日子。

“我非常高興地看到,胡主席在正式場合提出了'包容性增長’這一概念,這對解決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是非常關鍵的一部分。”作為最早提出此概念的參與者之一的湯敏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這一天,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出席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開發部長級會議開幕式時,發表了題為《深化交流合作實現包容性增長》的致辭。

胡錦濤強調,實現包容性增長,切實解決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社會問題,為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實現經濟長遠發展奠定堅實社會基礎,是亞太經合組織各成員需要共同研究和著力解決的重大課題。

“包容性增長”,這個在2007年由亞洲開發銀行(下稱“亞行”)首次提出的概念,一時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誰最早提出這個概念？

對于“包容性增長”一詞,許多人都是第一次聽說,甚至包括經濟學家。胡錦濤主席的致辭公開發表后,就“包容性增長”問題,記者先后對多位經濟學家進行了采訪,其中有七八位均表示,是從胡錦濤主席所作的報告中第一次聽到了“包容性增長”這一概念,之前并沒有過多地了解和研究。

“'包容性增長’這個概念,是2007年由亞行首先提出來的,但也是國際組織在10年間逐漸完善的一個概念。” 亞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莊健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之所以提出這一概念,是基于中國加入WTO以后,經濟增長迅猛的事實。

數據顯示,2002年—2007年,中國年均經濟增速高達11.65%,尤其是2004、2005年這一輪增長比較明顯,甚至超過10%以上,2006年、2007年更是達到了12.7%和14.2%的增長。

現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的湯敏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當時大家都在談經濟增長,但是經濟增長過程卻出現了一些問題,最大的問題是收入分配不公。經濟增長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受益,有的人受益多,有的人受益少,特別是貧困人口受益更少。”

此外,中國GDP如果再保持在兩位數以上的增長,資源、環境的壓力會增大,由增長本身不均衡導致的矛盾也會增多。是否應該適當下調增長預期水平,也成為當時學者爭論的焦點。

莊健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導致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是由投資、出口拉動,消費的比重偏低;在產業方面,重工業勞動高,服務業比重偏低;經濟和社會相比較,社會領域發展相對差一些,特別是收入分配結構、收入分配狀況、城鄉差距還比較大,“這種增長不利于長期的可持續、均衡的增長,所以亞行當時就做了相關研究。”

據湯敏介紹,在此背景下,2005年,由亞行贊助支持,亞行經濟研究局和駐中國代表處聯合開展了“以共享式增長促進社會和諧”研究課題,同時邀請林毅夫、樊綱等國內七八位知名學者一起參與研究。

當時作為亞行駐中國代表處副代表、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參與了一部分組織工作。

與此同時,在中央政府將“構建和諧社會”定為一項基本國策的背景下,由林毅夫主編,莊巨忠、湯敏、林暾等學者編寫的《以共享式增長促進社會和諧》一書正式于2007年出版,該書出版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中國經濟過去30年增長的特點,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和所帶來的問題及挑戰,探討通過實現共享式增長構建和諧社會的政策選擇。

“這本書出了英文版。當時翻譯成中文的時候,我們斟酌了很久,最后是用了'共享式增長’這個詞,實際上也有人翻譯成'包容性增長’。”莊健說。

莊健表示,“包容性增長”這個概念其實跟這些年中國政府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是一脈相承的,也是在貫徹“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這個理念。“單純地發展經濟是不好的,而更加全面、均衡的發展,才能使得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進步、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步進行。這才是發展的目的,這樣的發展才能夠可持續。”

“包容性增長”或被寫入“十二五”規劃

從2007年亞行首提這一概念,到如今國家領導人在正式場合再次倡導,業內人士分析認為,2008年發生的世界金融危機是“包容性增長”被官方采納和認可的助推器。

莊健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金融危機的爆發,實際上是對當時經濟失衡狀況的一種強制性的改變。經過這場危機之后,大家發現,中國的經濟增長確實存在不均衡的問題,特別是對投資、出口的依賴性比較強,而中國恰恰受這種沖擊比較明顯。

金融危機發生以后,我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經濟恢復較快。但與此同時,從經濟學家到中央政府都開始思考中國經濟增長如何更加可持續的問題。

這次重提“包容性增長”,在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看來,帶有一定的前瞻性含義。馬曉河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這個概念的提出,是對未來五年、十年、二十年,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應該朝著哪個方向走的一個大的判斷。

據悉,即將于今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一項重要議程就是研究關于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

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向《中國經濟周刊》大膽預言,“十二五”規劃中肯定會明確提出包容性增長,今后這個概念也將越來越普及并被人們接受。“十二五規劃的重點是要加強社會建設,所謂'包容性增長’就是要注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我覺得肯定會寫入的。” 鄧聿文說。

嘉賓

莊健

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

馬曉河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湯敏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

鄧聿文

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

包容性增長具有不同內涵

《中國經濟周刊》:“包容性增長”作為一個新概念,目前并沒有人給予準確的定義。您怎樣理解“包容性增長”？

莊健:亞行當時在中國提倡“包容性增長”,比較重要的一個觀點是:保持較快經濟增長的同時,增長也要是可持續的、協調的、更多關注社會領域發展的。

這種增長不是單純的經濟增長,而是考慮到其他方面,尤其是社會領域的,使更多的老百姓能夠享受到這種發展的成果。

馬曉河:我理解的“包容性增長”,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經濟增長應該是互相協調的。

從國內講,首先是和諧增長、科學增長。其次是對低收入人群有利。財富分配應該是公平的,不要造成貧富差距,大家都在增長中獲得利益。第三,這種增長應該有利于社會發展、公共服務和精神文明建設。

從國際講,“包容性增長”應該是A國增長了,不應該去損害或者抑制B國,不要給對方帶來危害;國家跟國家之間應該是協調、和諧的增長,是共贏和多贏的,應該有益于多方。

湯敏:我理解的“包容性增長”應該有各種各樣的含義,包括環保、和諧社會等諸多方面的改變,但我認為,最核心的含義,就是經濟增長讓低收入人群受益,最好是讓其多受點益。比如怎樣增加勞動者的收入占整個GDP的比重,怎樣增加工資收入,這些就是“包容性增長”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當然還包括怎樣增加農民的收入,因為這些人群是收入分配中比較弱勢的部分。

胡錦濤主席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提出這一概念,應該是向外界傳遞一種信息:中國現有的發展方式、發展模式是需要改變的,說得嚴重點,是不可持續的,所以各個方面都要包容性增長。

鄧聿文:這一概念的提出,是向外界傳遞一種信息和價值導向,即中國及世界的經濟增長方式都需要改變,所以提出了“包容性增長”。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方式,有各種各樣的弊端,如果再不改變,當前與未來的任務與目標都會面臨著壓力。

其實“包容性增長”不僅僅是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還要作為一種價值導向,向全社會倡導這樣一種理念,就是應該像溫家寶總理所說的,要讓人民過上一種很幸福的、有尊嚴的生活,這就是“包容性增長”所要達到的目的,而不是原來過多地強調GDP的增長。

實現包容性增長,政府的價值導向很重要

《中國經濟周刊》:應該怎樣做,才能實現“包容性增長”？

莊健:“包容性增長”和我國提倡的“科學發展觀”和“協調發展”、“和諧社會”都是一致的,具體到經濟領域和調整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也都是有共同點的。如果能做到這些,也就能夠最終實現“包容性增長”。

中國的目標是在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這些目標都是很明確的,在具體實現的過程中,需要排除一時或者局部的困難,沿著正確的方向,去實現這個目標。這些需要更多地去討論、形成共識,采取有關的改革發展措施去推進。

馬曉河:首先,我國應該盡快地轉變和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步伐,優化、升級產業結構。

其次,要多發展服務業,特別是一些新興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

第三,要加快推進城鎮化。任何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社會的繁榮富強穩定,都應該實現城鎮化,只有這樣,中產階級或者中等收入者人口才會增加,社會才會形成一個中間多、兩頭少的“橄欖型結構”。這樣,社會才能增加消費,只有消費占主流了,穩定才有堅強的保障,社會才能進步。

第四,應該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尤其是調整政府、企業和老百姓的收入分配結構關系,讓老百姓的收入增長快一點。此外,還要調整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者之間的關系,讓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長得更快一點。

第五,政府下一步還應該在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增加投入,尤其是應該加快在貧困地區、農村地區的投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

湯敏:“包容性增長”跟“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相比,有更多的量化指標,也更具體了。“包容性增長”最終要惠及更多的貧困人口,惠及更多的勞動者,惠及到社會的大多數,讓他們的收入增長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這些將變得更加明確。

“包容性增長”不但量化了GDP,而且提出GDP是怎么分配的。而衡量各地的經濟和產業發展狀況,就要看在發展的過程中,在以人為本方面,對人的影響有多大,貧困人口、工薪階層的收益有多高,他們的增長比GDP的增長更高還是更低,這變成了一個非常清晰的、相對可以量化推動的事情了。

鄧聿文:我國要達到“包容性增長”,首先,是政府價值導向的引導。政府出臺的包括財政體制改革等各項措施等都要往這方面傾斜。政府的價值導向要改變,在收入分配等方面都要往弱勢群體方面傾斜。這樣才能使貧富差距縮小。

其次,資本也應該適當地向勞動力方面傾斜。一方面,資本要有這方面的意識;另一方面,政府應該賦予勞動者更大的權力,比如博弈的權力,否則單靠“資本家”的善行,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但大多數是起不了作用的。

實現包容性增長是全世界各國的共同目標和責任

《中國經濟周刊》:亞太經合組織21個成員之間,應該怎么配合來實現“包容性增長”？

莊健:國際社會有這么一種聲音和傾向,就是經濟面臨比較大的問題時,大家容易攜起手來;一旦經濟向好的方向發展,并相對穩定時,便都去考慮各自的問題了,共同應對困難或解決問題的合作意向就會有所減弱。在這個時候,應該推廣一種理念,去更多地尋求雙贏、多贏。

據我了解,對21個成員,“包容性增長”還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大家都會朝這些方面共同努力,這對于亞太國家的整體經濟和社會發展,都是有利的。

湯敏:和諧發展是國際社會都很關注的話題,各國之間的協調配合、合作有利于全球經濟增長的穩定,使得更多的人能夠享受到全球化帶來的好處,使得弱勢群體、貧困人口都能得到有效地保護。實際上,這里面包含了對投資、貿易、金融保護主義的反對。這些都是不利于“包容性增長”的。應該說,“包容性增長”不僅僅對中國,對全球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從全球范圍看,經濟發展也是為了滿足人們各方面的需要,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雖然發展比較快,但是否能夠利用發展成果,惠及廣大的老百姓,是值得關注的。

一般來說,“包容性增長”主要還是在一個國家范圍內;而各成員國之間的“包容性增長”,更多的是指,貧困的國家在全球的區域性增長過程中能夠受益更多。 (中國經濟周刊)

我國物聯網行業窘境：競相造車　無人修路

“物聯網概念產品風行,而市場應用通道尚未打通。感覺大家都在競相造車,至于車能否跑出速度,路的質量和環境沒有太多人關注。”在25日舉辦的第五屆中博會中國物聯網應用及“感知中國”高峰論壇上,中國電子商會通訊營銷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彭李輝一語驚人。

自去年溫家寶總理提出“感知中國”至今,物聯網熱潮在我國已經持續一年時間。彭李輝表示,目前大批家電企業以及通信設備商等企業都迫不及待地給自己貼上物聯網的標簽,一批與傳感產品相關的企業股票遭到熱炒。但一年過后,物聯網并沒有給這些企業帶來太多改變,物聯網市場也沒有像概念那樣火爆。彭李輝指出,如今國內物聯網行業發展陷入了“競相造車、無人修路”的窘境,存在著太多隱憂。“就像先有了車,卻沒有行車的路,導致車的價值喪失,淪為擺設,浪費了資本、人力等資源,卻換不來市場。”

重低端,輕高端　物聯網商務價值難體現

專家表示,由于當前物聯網發展中基礎理論研發滯后,應用研發缺乏系統化戰略思考,許多項目是由著性子干,造成相關部門的部署和各地方主要抓傳感、感應技術的應用和產品的標準化,希望藉此取得物聯網發展的話語權和主動權。而實際上,物聯網感知信息的價值提升和效能發揮,恰恰不在前端感知層,而在后端感知信息的集成處理與系統管控等物聯網長鏈的高端。

彭李輝說,偏重低端,忽視高端,就很難洞悉物聯網新技術的全部能量和價值。這也是當前物聯網應用中,很多人一直找不到物聯網商務價值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在項目涉及和實施中,不注重對物聯網“感知節點”的分散數據進行集成分析;不注重對局部感知數據的整合判斷,不能形成最佳的智能處理解決方案,將極大地影響物聯網效能的發揮。因此,除了物聯網的基礎性戰略資源問題和應用中的安全性問題外,還要認真解決物聯網整合效能發揮的問題。

行業人士認為,物聯網是一個由感知層、網絡層、應用層共同構成的龐大社會信息系統,離開任何一個環節的支撐,物聯網的發展都將是不健康的,必須考慮其產業價值鏈的上下協調發展。當然,作為戰略性產業,物聯網發展有一個階段性的過程。從宏觀上來說,包括相應的基礎技術研發、標準體系建立與執行、制度與政策的引導等;從微觀上來看,要看到相關的政府部門、企業與公眾的具體需求,以及相關需求兌現過程中的種種影響因素。

碼址資源稀缺缺乏申請和規劃

碼址資源即IP地址是物聯網發展的基礎性戰略資源。發展物聯網并非僅有傳感器、電子標簽就可以,其最基本的戰略需求是要有充足的、大量的碼址資源。沒有IP地址的支撐,無論是物與物的連接和互動,還是物與人的連接和互動,都無法實現。物聯網是IP地址的高需求者。以上海世博會應用為例,僅浦東機場的電子圍欄就消耗掉碼址資源20萬個,為迎接世博會對現有的市民液化氣鋼瓶安裝電子標簽又用掉IP地址115萬個,鐵路部門對現有55萬節車皮全面安裝電子標簽再用掉55萬個。

據專家預測,未來五年我國IP地址需求量將激增,其中固定互聯網需求為5億,移動互聯網需求為10億,物聯網需求為100億。按照IP地址33%的利用率來推算,我國未來IP需求量將達到345億。而我國目前僅有2.3億個IPV4地址,顯然無法滿足IP地址高速增長的需求。更為嚴重是,截至目前全世界約45億個IP地址僅剩下6%,碼址資源正面臨枯竭。中國的情況更為嚴重,美國獲得了67%的IPV4的地址,平均每個人有9個IP地址,而中國每個人只有0.06個地址。

彭李輝表示,碼址資源已經成了我國網絡經濟發展中的稀缺性戰略資源。將來,IPV4地址稀缺的情況會越來越大地制約行業產業的應用。為解決這一問題,我國很早就在積極開發IPV6。但我國的IPV6的國際申請工作嚴重滯后,目前擁有量僅為116塊,僅為美國的1/148,美國申請IPV6地址15117塊,擁有量仍然是世界第一位。

與此同時,IPV6地址分配不均的程度甚至已經超過IPV4時期,目前資源申請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區,較少有其他區域的申請和規劃。相當多的省市發展物聯網的規劃和綱要中都沒有這種戰略性思考。彭李輝說:“沒有碼址資源,我們規劃了這么多項目,設計了那么多目標,如何實現？”

因此,彭李輝建議有關企業聯合起來,推動當地政府盡快規劃和申請IP地址的戰略資源儲備,為未來物聯網的應用發展打下良好基礎。

大規模應用面臨復雜安全問題

今年2月,美國西雅圖一名黑客利用廉價的RFID信息采集器,在20分鐘內悄然竊取了兩個美國護照身份資料,只要將其克隆到空白標簽中,該黑客就能制造出全新的護照。

無獨有偶,去年,主要應用于IC卡系統的MI芯片的安全算法被一名德國研究員和一名美國在讀博士破解。應用范圍覆蓋公交、地鐵、自來水、小額消費等眾多領域的我國170個城市約1.4億張IC卡已面臨巨大威脅。

“物聯網的安全威脅不僅是嚴重的,而且是現實的、急迫的”,從事智能建筑產品開發生產的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李春生表示,物聯網大規模應用面臨的安全問題遠比互聯網復雜。

一是安全威脅會由網絡世界延伸到物質世界。未來的信息安全威脅,已經不只停在網絡安全的范圍,而是已經形成了對物理空間的安全威脅。今后,黑客可以通過物聯網對電冰箱發動攻擊,使其超頻工作,導致毀機、燈泡爆,加大了我們應對互聯網安全防范的范圍和治理的難度。

二是安全威脅可由網絡擴展到眾多節點。由于物聯網感知層嵌入了RFID芯片,不僅能方便物品主人所感知,同時其他人也能進行跟蹤或截獲。特別是當成千上萬條被感知信息同時通過無線網絡進行傳輸時,安全性相當脆弱。要使其得到強大而有效的安全保護,將非常困難。

三是安全威脅將由物聯網自身放大到云計算服務體系。隨著大規模傳感器和電子標簽的應用,云計算技術當仁不讓地成為物聯網發展的技術支撐和服務支撐。但云計算將核心的計算部分放置到一個中央服務器的集群中,這些集群受控于一個組織或某個網絡巨頭之門下,無疑面臨巨大風險。

對此,專家提出,發展物聯網應在國家相關部門的推動下,根據市場發展階段規劃相應的產品與業務應用,有關企業應把握住物聯網市場發展的戰略性機遇,探索增強物聯網安全性的有效途徑,全面打造我國物聯網的產業價值鏈。(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