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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中,消費一直是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短板,占GDP比重一直徘徊在40%-50%之間,尤其是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一直在逐年下降。當前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約36%,與1990年相比下降了近15個百分點。要想改變投資驅動和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中國必須在消費上做文章。[詳細]
據了解,十二五規劃將考慮把居民消費率設置為未來五年經濟工作的預期性指標,作為促進結構調整的重要抓手。一談到消費上不去,人們總愛說中國人沒錢。但實際上這不是總量問題而是結構失調,是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帶來的后果。這意味著中國消費率穩定在低位的主要原因,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速度較慢。[詳細]
第一個原因是經常被提到的,大多數中國人被排除在社會保障制度之外,或者社保水平很低。農村居民和沒有退休金的城市居民,必須自己籌劃養老。他們所能夠依靠的,一是子女,二是儲蓄。公務員和事業編制人員能夠享受較高水平的退休金,對企業退休職工來說,如果僅靠退休金生活,生活質量就會比工作時大幅下降。為養老而儲蓄,是中國人繼“養兒防老”之后的第二個最深入人心的養老方案。[詳細]
國家和農民共同出資建立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只是在大病時提供一部分(不超過50%)住院和治療費用。在農民急需的門診保障方面,“新農合”無所作為。城鎮職工和城鎮居民的醫療保障水平比農民高,但相對于中國的醫療費用而言,很難讓人有安全感。由于政府投資不足,醫院和醫生都傾向于給病人最昂貴而不是最合適的治療方案,這尤其加重了疾病的經濟壓力。[詳細]
鄭永年表示,1997年金融危機以后,有人提議把教育做成產業,因為人人都需要教育,這樣做就迫使老百姓把大量的錢消費到那里去。當然中央政府從來沒有說教育可以產業化,但實際上是產業化的,各級政府一動手,實際上中國教育產業化比所有國家都做得厲害。本來是公共服務的領域變成了賺錢的工具。[詳細]
邏輯其實很簡單:消費者付給開發商的購房款中,很大一部分以土地出讓金和稅收的形式,變成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它們將以政府投資的形式重新進入市場。房地產業像一部抽水機,把居民的儲蓄變成了政府的投資。政府投資本身是一種抑制消費的力量,過高的房價又使得城市中產階層負債累累。他們本來是消費意愿最強的人群,也有一定的消費能力,如今因為淪為“房奴”而不得不克制自我消費。[詳細]
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7年之中下降了11.7個百分點。兩個用來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上,中國的表現驚人。雖然經過30年的改革,但中國政府和整個經濟運行情況的透明度,都有待進一步改善。許多有利可圖的行業目前處于行政壟斷狀態,行政權力通過設置審批門檻,控制著社會的經濟活動。政府收取稅費的沖動一直得不到節制。這些是中國收入差距拉大的主因。如果中國不能避免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并且實行更加公平的分配,提振內需就將僅僅停留在愿望的階段。[詳細]

房奴、窮忙族、蟻族……這是一個流行概念的時代。不過,諸多看似新潮卻又略帶辛酸的稱謂后面,隱藏的卻是中國經濟的最大難題——內需不足。內需不足一直是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中的“短腿”,中國投資驅動型經濟模式使經濟短期內獲得了高增長,但是缺乏質量,這種粗放型的經濟是在消耗了后人福利的情況下達到的,不能長期維持。而改變之道,就是減少經濟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加大消費在GDP中的比重。亞洲開發銀行中國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莊健說:“已經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詳細]
“2010胡潤新貴族消費門檻報告”稱,今年“新貴族”消費門檻首次破億,達到1.1億元,而全國有5.5萬人具備這一消費能力,比去年增加了7.8%。胡潤以財富人士當前固定資產總值和消費總額來確定新貴族消費門檻:家庭消費中包括三套房產:一幢別墅、一套市區的公寓和一套度假房,并且家庭平均擁有4輛車。[詳細]
從分配環節來看,工資是雇員的即期收入,它是一種以現金形式兌現的當期報酬;社會保障、住房公積金、企業年金、團體健康計劃及股權激勵計劃則是雇員的遠期收入,它是一種以非現金方式記載的遞延報酬。這些“隱形”遞延報酬具有準備性、儲備性、積累性、激勵性,它帶給國民安全感、滿足感、幸福感!社會保障制度是現代人權的基本內容之一,它代表著正義與公平。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與完善是民生大計,它一頭連著收入分配,另一頭則連著國民消費。[詳細]
以養老和醫保為例,中國農民雖已擁有了“新農合”,并在未來十年內即將擁有“新農保”,但城市人口卻擁有更高水平的社保福利,如行政機關、事業單位職工至今一直幸福地擁有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退休制度和公費醫療制度;與此同時城市企業職工則擁有福利待遇不及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職工、但遠超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險和社會醫療保險;即便城市老人、下崗工人、學生,他們也擁有只需少量象征性繳費就可享用的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而未加入社會養老保險的城市大齡人口包括老年人還可以參加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專家稱其為碎片狀社保制度,這就是亟待改革、走向統一的中國特色社保制度。[詳細]
分配獲取收入,消費創造需求,社會保障既是收入分配的重要形式,同時,也是刺激消費的重要途徑。事實上,只有社會保障制度的普遍建立與逐步完善,人們才能在沒有生老病死擔憂的前提下放心消費、享受消費,毫不夸張地講,社會保障是國民消費的物質基礎和信心基石。沒有后顧之憂的消費,才能真正擴大內需,只有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釋放出來的消費,才是最有動力的真實性消費。相反如果社會保障不健全、不統一,則不但雇員福利會大打折扣,遞延報酬直接受損,而且社保制度的殘缺不全也會制約人們消費的動力、信心和勇氣,在此情形下“擴大內需、刺激消費”可能只是一句空話![詳細]

減少同類工作崗位的就業者因相互攀比而產生的改革阻力,并由此而縮小公共部門與非公共部門就業者的社保差別。[詳細]
既要允許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參保者將個人賬戶簽約給商業保險公司經營;又要允許其中的低收入者例如農民工不設個人賬戶;還要設立最低養老金保障線,對老齡人口中的低收入者實行養老救助,以保證他們領取的養老金不低于貧困線。[詳細]
分別對社會養老和醫療保險制度下相互分割的板塊加以銜接、組合或連通,以便增加養老保險待遇的便攜性和醫療保險的風險分散規模。[詳細]
降低生產性支出比重,提高社會性支出份額。同時擴大“低保”制度對貧困人口的覆蓋面。[詳細]
重慶12月將推出一款消費養老保險,市民今后可在消費的同時積累自己的養老金,年輕時消費越多養老金越高。 重慶市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重慶老年事業發展基金、重慶消費養老發展辦公室聯合銀行、保險公司等近日推出一款積分消費養老保險。這種消費積分變養老保險的模式,是市民憑一張積分卡,在指定的商店、超市、餐館、酒店消費后,商家將退返一定的資金給消費者。這些資金將直接打到消費者的銀行賬戶,再由銀行幫市民繳納商業養老保險。[詳細]
消費增速比投資超出了十多個百分點,到底是什么原因撬動了東莞的消費,還是僅因為東莞經濟發達、居民收入比較高呢?2006年到2009年,東莞居民消費支出占整個GDP比重呈現逐年上漲趨勢。從2006年的44.7%增長到2009年的46%,同期整個國家居民消費性支出呈現略為下降的趨勢。作為東部發達地區,消費力強不奇怪,但是消費占GDP比重越來越大,并不是所有經濟發達地區都具備的特征。東莞消費增長最為強勁的四年,恰恰是東莞社保發展和改革力度最強的四年。[詳細]
建立一套擴大消費的長效機制,關鍵點在于加快城市化進程,因為工業化創造供給,城市化才是創造需求的。[詳細]
現今中國工業化及城市化進程中,存在著與日本在60-70年代極強的類似性。隨著收入增加,居民消費層次的不斷提升,滿足最低生存需求層次的人正向全面發展的層次提升。[詳細]
農民具有比城市居民更強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在農村養兒防老、攢錢養老仍然非常普遍。城市化率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消費意愿低、儲蓄傾向高減緩了現階段全社會消費的增速,拉低了整體消費率。[詳細]
以集聚為特征的城市提供一定范圍內相對密集的人口、相對集中的企業群和收入較高的有購買力的人群,隨著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零售、餐飲、娛樂、旅游、家政等居民消費檔次將逐漸拉開,不斷分化和提升,以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詳細]
如果2020年我國城市化率能達到60%左右,那么按照2020年大約14.35億人口測算,依照2008年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相差9700元計算,今后10年由于城鎮人口增加,將使居民消費需求至少增加21886億元,年均增加2188億元。[詳細]
全國人大代表宗慶后建議,國家給低收入群體發放1萬億元消費券,一年內使用有效,而且以3∶7的比例與人民幣套用,也就是購買商品花100元可使用30元消費券、70元人民幣,這樣可以拉動3.3萬億元的消費。有網友反對認為,用4萬億縮小收入差距,讓低收入群體得到看得見的實惠,比你發券再從老百姓口袋里套錢來得實在。[詳細]
要提出對低收入人群增加轉移支付,政府官員可能提出反對,因為這將意味著政府要拿財政收入用于縮小收入差距,用于低收入人群的社會救濟和社會保障,而不是拿這些錢去做政績工程。在轉移支付方面政府可做的還很多,比如一些農村貧困地區的孩子30%都貧血,很多孩子每日三餐基本就是白米飯大白菜,經常一個星期吃不上肉、牛奶等。政府為什么不能拿出一部分財政收入專門針對這部分貧困兒童進行營養補助?[詳細]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衡量,我國目前仍屬于中低收入國家,含社會保障繳款的宏觀稅負2005年為19.39%,宏觀稅負指標已經超過18.59%的平均值。按照目前稅收速度增長,已超過了中上等收入國家21.59%的水平,怎么可能得出“中國宏觀稅負目前仍處世界較低水平”的結論來呢?我們還從來沒有想到過,交出去的錢政府還能還回來,如果將來我們這也有這種機會,咱們也嘗試一下,也會激動得流淚。那就是一種做主人的感覺。當我為這個社會盡義務,當我有困難時國家會想著我,這樣,家和國的心才會聯結在一起。[詳細]

為了長久持續的增長,必須改變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就必須從事兩方面改革。第一當然是國家治理制度方面,這是直接約束征稅權、約束政府管制權的無限擴張并對財政預算過程進行更透明監督的必要條件。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國有資產包括國有企業股權注入到32個國民權益基金。一個是全國性的國民權益基金,即把剩下的央企產權以及中央部委所屬的國企股權都注入其中,然后把這個國民權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億公民身上,這樣才真正實現“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來的“全民所有制”理想中還沒有到位的、虛的全民“所有者”具體落實到每個公民身上。[詳細] [鳳凰網獨家對話陳志武]
如果把政府、城鎮居民、農民看成分享中國總收入的三大群體,那么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財政稅收年均增長16%,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農民的純收入年均增長6.2%,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遠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長。[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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