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郭樹清和他領導的中國證監會來說，中心任務仍然是強化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的功能，以此化解過度依賴銀行貸款所造成的系統性風險。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資本市場必須去行政化，給市場的自我創新留出足夠的空間。

毫無疑問，中國資本市場管制太多，中介機構過于弱小，規模和質量都與成熟市場相去甚遠。一個經常被引用的例子是證券公司全行業的凈利潤不及交通銀行一家，總資產僅為高盛的三分之一。券業高層在金融領域的地位也遠遠不及銀行業。全國政協的經濟組銀行業大佬云集，但來自證券公司的只有中金公司董事長李劍閣一人。基金業的唯一的政協委員謝衛并不在經濟組，他是以民主黨派的身份參加的政協會議。

2012年，證監會幾位高層領導，包括主席郭樹清、副主席莊心一和主席助理姜洋，都分別針對基金業、證券業和期貨業的改革創新發表了講話，改革已經從業界的呼聲，上升成為監管部門堅定的意志。

不久前，莊心一在券商創新大會上的講話，即使在業內老人聽來也是耳目一新，甚至大大超出意料之外。這位從2004年券商綜合治理開始鐵腕治軍的證監高官，竟然像拉家常一樣坦陳券業對管制過嚴的各種微辭、抱怨和自己的苦衷。他還專門提到中信證券董事長王東明，贊揚他"對證監會的愛護總是以批評的方式體現的"。中信證券飽受"一參一控"和華夏基金超比例持股等監管紅線之苦，因此，王東明一直呼吁放松管制。

我們當然歡迎監管者把本應屬于市場的東西還給市場，因為即使不談行政權力的潛規則和隱性門檻，管制過嚴也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個基本的事實，嚴重阻礙了市場功能的發揮。但是，在討論證券、基金和期貨業的創新時，只談放松管制，而不關心如何有效監管也沒有任何意義。因為監管與創新永遠相輔相成，過度的監管當然會阻礙創新，但是，脫離監管的過度創新不但會帶來金融危機的災難，還可能導致管制的反彈，甚至開市場化的倒車。中國的資本市場當然還沒發展到發生美國式創新悖論的階段，但是，在中國特殊的政治生態下， "開倒車"的前景更需要警惕。

因此，對于三大類機構的創新，證監會放松管制后，如何有效監管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它不僅考驗證監會的監管理念、工作方法、人才隊伍，也需要整個金融監管體系的架構加以配合，劃清各自的監管責任邊界，建立高效率的協調機制。隨著國內金融機構事實上混業經營的日益發展，金融監管也應該有更大的棋局。

非公開的場外市場對監管提出新挑戰

MF Global再現雷曼困境

     中國的場內市場監管曾經有過慘痛的教訓，十年前的證券和期貨行業亂象就是明證。在汲取經驗教訓的基礎之上，中國建立了證券和期貨保證金第三方存管和中央監控的制度。事實證明，這套制度是行之有效的，甚至也正在為成熟市場所借鑒。
    2011年，美國最大的期貨公司MF Global頃刻間倒閉，連帶客戶資產蒙受巨大損失。事后，美國監管部門始終沒有弄清這個過程的細節，比如MF Global在自營盤資金鏈條斷裂時，是如何挪用了客戶資金，以及具體挪用了多少。如果美國也有類似中國的保證金監控中心，上述事件至少能夠及時發現并采取應對措施，其后果也不會這么嚴重。

近來，證監會機構部、基金部和期貨部都針對各自分管的領域出了具體的政策，在具體的業務層面回應了三大類機構的改革創新訴求。但是，僅僅做到這些是完全不夠的。

從金融產品和市場的層面看，證監會需要在現有的場內市場為主的監管體系之外，迅速建立對場外市場的監管架構，以應對今后券商、公募基金和期貨行業大量發展的私募產品(其實質是非標準化的場外市場產品)的監管需要。

相對于場內市場，場外市場的參與群體小，專業程度高，風險可能不會那么大，但是，這要建立在嚴格的投資者準入制度之上。同時，場外市場相對分散，集中監管很困難，潛在的風險沒有那么容易發現；但是，經過日積月累逐步發酵，一旦爆發就難以收拾。

過去，資本市場處在嚴格管制之下，場外市場的產品幾乎沒有，而三大類機構在場內市場的標準化證券產品又受到嚴格的監管，因此，總體來看，市場的發育程度很低，沒有發生以美國次貸危機為代表的場外市場崩盤進而牽動整個金融市場的可能。即便如此，中國的一些特殊國情也可能導致簡單的場外市場產品引發更廣泛的金融風險。

2009年以來的信托業大發展已經從2011年開始進入風險暴露期。不少房地產信托表面上是股權投資，其后仍然是貸款性質，脫不了間接融資疏于風險管理和信息披露的窠臼。融資租賃業"假租賃、真貸款"的現象也很普遍。私募股權基金和擔保公司以項目投資為名、募集基金為名，從事非法集資從而導致大量投資者受損、威脅地方金融穩定的案件也時有發生。籠統來講，上述案例涉及的金融產品都可以歸結為場外市場產品，資本市場未來如果要做大場外市場，也面臨著同樣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