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是深圳特區建立三十周年，溫家寶在深圳考察時強調：“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詳細】

4800多字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僅有一處談到了政治體制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其中既沒有操作性，不含具體目標，并且也是老調重彈。就連會議前胡錦濤提出的“包容性增長”一詞，也沒有出現在公報里。【詳細】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經濟改革的內容，共同富裕就是社會改革的內容；怎么樣建立消費社會、促使居民消費？這也要通過社會改革來實現。中國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經濟改革作為主體性改革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了。【詳細】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演講中強調，以收入分配為重點的結構性改革，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決，根子還是在政府轉型。【詳細】

行業壟斷的存在表面上看是結構問題，實際上是體制問題。行業壟斷表明改革沒有到位。意味著政府要對自身進行改革，改革由此進入更為艱難的攻堅戰【詳細】

現在都把目光放到來整理農村的宅基地和村莊的這些集體土地。實際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增加城市的建設用地。為此就強迫農民上樓。對農民而言，這是一條不歸路。【詳細】

經濟一直在高速發展，公眾對公共服務各個方面的期望值也在不斷地提升，有時期望值提升速度比經濟發展的速度還快。中國還是發展中的國家，又是人口大國，全國的經濟發展非常不均衡。要想在人口福利方面有很快的提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經濟發展的基礎不牢靠，期望值會對經濟造成很大的沖擊。【詳細】

這樣的增長也就不能不伴隨著官民之間、貧富之間緊張和沖突升級。為應對這一事態，從地方政府開始，各級政府逐漸構造出“維穩體制”。如此“維穩”體制，既不在理想化的“法治政府”藍圖之中，也不在更為中立的“服務型政府”的范疇內。由此，也就隱然形成一種奇特的增長體制：通過“維穩”保增長。【詳細】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跟西方很多國家不一樣，別人是一步走的過程，我們是把它分成兩步。第一步工業化，城市在發展經濟過程中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但是農村人口雖然部分參與進來，但由于城市戶籍制度的限制，這些人并沒有真正融入城市，所以出現農民工，背后隱藏很多社會問題。下一步處理不好很危險。【詳細】

經濟發展目標需要上下共同來決定，不能只是上一級領導考核下一級領導，也需要通過各種渠道向上傳達當地的老百姓的需求，用公共服務質量從下向上考核。所以首先要對政府的考核體系進行改革，不能只是單方向的。【詳細】

我們做了一個對比，發現兩個積極性好正在成為趨勢。也就是說，第一，國家的目標比較接近地方的目標。第二，地方的目標開始接近中央的目標。我們還有一個發現，凡是這兩個目標更匹配的地區，發展相應的更成功。【詳細】

我們的瓶頸在于如何釋放內需，如何走出一條綠色的、自主創新的發展道路，這亟需改革來提供答案。在李稻葵看來，最需要改革的是財政體制。財政體制從1994年以來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實質性改革。該體制已經不能滿足需求。【詳細】

關于中國中長期經濟目標，我們究竟該有什么樣的基本思路跟準則，我就要提到兩個思路跟準則，第一就是在戰略上這個增長的目標要從高定定，在戰術上增長目標要從低定定。戰略上比較要從高，是從兩個方面來講，一要它的必要性，第二更重要的是有它的可能性【詳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謝揚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目前中央高層已經意識到，解決‘三農’問題必須理順一系列體制機制的問題，單單依靠各類‘三農’直補不足以為‘三農’問題找到出路。農村金融改革可能會成為重要的突破口。【詳細】

章武生在《北京日報》上撰文指出，近年來，理論界關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下一步的突破口問題提出了不少具體的方案：一是將黨內民主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二是將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三是將選舉制度改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詳細】